小编说

这行业好比娱乐秀，要看票房、演技和有没有得奥斯卡奖。

原标题：证券分析师：其实我是一名演员

来源：经济观察报

不久前，张一（化名）被一家媒体评为了最值得信任、最靠谱的分析师之一，但有意思的是，他对此并不看重，甚至不认为那是一种荣誉。“在机构投资者眼中的个人品牌影响力才是我最为看重的。”张一说，他最看重的依然是基金经理们的打分、派点和他所能获得的分仓佣金提成。

除了在业界隐形的声誉之外，对分析师的评价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基金经理每个季度或者每半年对分析师有一个评价，以此来决定股票交易佣金在各个券商的分配；另一个就是《机构投资者》、《亚洲货币》和中国的《新财富》这些外部机构举办的对分析师的年度评选。

分析师行业在张一看来就是一场娱乐秀，上述几个分析师评选就是“奥斯卡”颁奖，是为了提高身价，分析师的终极目的是要得到评委的认可，他们的眼里这评委并不是普通投资者。

分析师在意的人

张一坦白地说，他不在意媒体和散户如何看他，“我甚至觉得媒体的舆论监督触角伸得过于长了”，“只有门外汉和不入流的买方客户才会拿预测股票的准确度去考量分析师”。他认为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说得很到位，高善文在他的博客上说：现实地来看，分析师的客户和粉丝主要是可以自主决策、自主承担风险、有专业分析和判断能力的小部分社会人群，而不是一般的芸芸大众。

高善文形象地比喻道：“诸葛亮给襄阳守城的小兵剖析天下三分的大势是没有用的，也没有这个必要；守城小兵也付不出诸葛亮安家置业的价码。”

张一说他职业生涯中听到的最佳的建议是一位外国分析师说的话：“个人投资者只会给你带来麻烦。”

上述外国分析师说：“因为他们所知有限，不懂投资，总是等到股票上涨才开始追高买进，然后又抱怨股价下跌；或是紧抱着行情好的股票不卖，认为一定还会再涨，等到价格下跌的时候，又来责怪你。最好和他们保持距离，若有必要，动用大蒜和十字架来阻挡他们也行。”

张一心目中的好分析师，是理论功底扎实、能给机构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投资意见和看法、建议具有可操作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认为：“成熟的投资者看重的是分析师提供给他们的投资思想和投资思路，好的分析师具有创新性，能启发投资者的思维。”

张说：“A股市场十几年了，我对那些还在孜孜不倦买ST搞重组听消息的股民亏钱，一点也不同情。”

北京一位基金经理说：“我有时候根本不听卖方分析师的估值和目标价，我只听他对公司的理解和判断。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如果卖方分析师都能点股成金的话，就不会有这个行业了，直接做买方好了。”

张一笑称自己在从事娱乐业时，一个好的分析师如同一个好的演员，要看他的拍片的数目、票房、演技和有没有得奥斯卡奖。他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制造新的概念——演出好戏，一场接着一场，一个概念还没有消化就上演另一个概念，投资者改变决策的同时，也支付了交易佣金。

分析师中的奥斯卡奖在中国则是几个有名的分析师评选，在全球，则是机构投资者的排名，机构投资者对他们的排名拥有投票权，而非个人投资者。

但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房四海却觉得，这些判断已经被量化成了基金经理的打分和基金的分仓佣金，造成了分析师没有自己独立人格地去讨好基金经理和公司。他认为衡量分析师好坏的标准应该是是否保持客观、独立，是否有科学精神。

他说全球分析师行业都在堕落，现实中，分析师变成了“销售总监”，要拉关系、拉派点，行业分析师彻底堕落，宏观分析师还好一点。“宏观分析师才堕落，基本都是打点衙门混关系套消息偷数据。只是宏观分析师不太容易让散户和机构直接亏钱，所以被打击程度小。”作为行业分析师，张一反驳道。

越成长越堕落

曾经连续五年获得机构投资者中国分析师排名第一的张化桥在退出分析师行业后说：“分析师排名固然很重要，但大家千万不要为此过于骄躁。我的运气好，我也因此兴奋过，也多拿过一点点奖金。身在其中，难以脱俗。我追逐过这个虚荣：为了保住第一名，在后面的三年我也拉过选票，还多次为此事烦躁甚至失眠。”

张一认为，其实这个行业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说预测得准不准，而是大家越来越不敬业，演技越来越差，大家花太多时间在叫卖上、自我营销上、拉关系上、探消息上。

现在他依然每天

十几年前的张化桥也是如此，他从内地出差回到香港，一下飞机，便听说统计局刚刚公布了某个数字，他就用坐在车上回办公室的25分钟时间里，写好了洋洋洒洒几页纸的评论，还涉及到哪些公司的股票会受益，哪些会倒霉。

每个月，定期或者不定期的，都会有大批经济数据出笼，新的销售数据公布，或者新的经济政策出台，每天都有这个名人或者那个官员对行业或者宏观经济发表意见，一代又一代的分析师就日复一日地为此忙得不可开交。“放长期看，很多消息、新闻和数据都是噪音，基金经理要做的就是趁分析师们傻忙的时候出货或者逢低吸纳，以静制动。”张化桥说。

张一依然要盯住他所关注的那个行业的若干家上市公司，当然他写的几乎还是买入和维持的研究报告，他只看好那几只股票，他也只写那几只股票的报告。

已有四五年从业经验的他早已练就一身过硬的心理素质，“在这发出去的报告中，我自认为逻辑是缜密的，结论能说对一小半我就很满足了，判断错误是很正常的”。

他早就已经发现，在股票建议上作出正确的判断越来越不重要，分析师的工作中比较重要的一项是让接触你的人留下深刻印象，进而对市场有影响力，有市场追随者，有资金号召力。

和他的众多国内同行一样，他也从来不写卖出的分析报告：“国内单边市，做多行情下，费劲写一个卖出报告没有任何意义，本来还没有风险，被我一写可能还写出风险来了，得罪公司、得罪投资者，哪个分析师头脑发热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这点行业潜规则，没有人会因为媒体诟病而改变。”

他也向记者调侃自己：“我的成长过程是变坏的过程，不再纯真的过程。”

他承认他也曾经带基金经理一起去上市公司调研，在调研过程中给予基金经理以买入建议，回到办公室再写买入报告，报告发出之时基金已经在此前买入，并即将卖出。

他说很多人说的分析师嘴上说的和报告上写的、电视上说的和与基金经理私下说的都不一样，这个现象也确实存在，“但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和和谐的过程，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才会有后来将分析师的工作底稿和工作计划当做内幕交易证据的规定，甚至不提倡分析师和基金经理一起调研。

过渡性职业

房四海说现在大多数年轻分析师认为这是一个过渡性职业，干几年就跑路，所以没有一些职业责任心在里面。

张一同意这个说法，他承认在中国做分析师职业生涯很短，还是像娱乐业，趁年轻混个五六年差不多了，因为这个市场浮躁，没有人给机会沉下心来好好做事，不像美国有做了很久的分析师明星，“我打算再干几年之后能在券商这里往上爬的话就往上爬，有投资天赋的话就去买方”。

事实上也是如此，国内卖方的经济学家，如原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曾经的高盛著名经济学家胡祖六、摩根斯坦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庆都纷纷离职转做投行业务，用业界的话说“去纯粹赚钱了”。

张一认为大多数分析师的工作做法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和人格上是否独立及客观无关，是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建设造就的他们。

很显然，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在这个市场中的浮躁和短期的行为也给分析师施加了影响，改变了他们的行为方式；证券公司的销售和管理层也会给分析师一些微妙的压力，让分析师们多提供一些“可操作的建议”。

“其实不是分析师堕落的问题，是整个时代价值观的问题，那分析师作为赚钱最多的行业，被拎出来鞭笞两下，也不能算特别委屈。”对于媒体和公众的口诛笔伐，他表示理解。

张化桥则建议他的后来者们：“不要为了争取排名，为了生意，为了博得基金经理或者上市公司的欢心，过多地委屈了自己的傲骨。这实在是不划算的。等到像我一样头发稀疏的时候，你难免感到遗憾。”

张化桥说如果他能再当证券分析师，一定多点分析和思考，少点推销和噪音，多看长线，少看短期，多点享受，少点焦虑。

高善文：说真话的勇气是可贵的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博士是国内投资界享有盛誉的宏观经济分析师，也是诸多机构投资者的座上宾。其言行影响着掌管几千甚至上万亿资产的基金经理们的决策。

最近高善文博士有点烦，首先是他领衔的安信证券研究所人才望了，有人跳楼了，轰轰烈烈的大牛市才会开始。”

没想到，这句话被我们的记者听到了，而且写到了文章里，更要命的是，21世纪网的编辑看到性感惹火、令人心跳加速的字眼，便毫不犹豫地把它放到标题里，于是这篇稿件的题目成了《高善文：只有股民跳楼了，大牛市才会来》。

更没想到，这激怒了受人尊敬、温文尔雅的高博士，为此不惜浪费笔墨，写了一篇《诅咒与澄清》的博文，指责21世纪网的编辑断章取义，有失专业操守。

说实话，高博士说“跳楼才有大牛市”这些话时，我内心是认同的，中国股市就是这个德性，历史经验也证明，往往是到有人跳楼时才出现底部，这是资本市场的残酷性所在。所以，我个人认为高善文先生的说法没有错。

可惜，高善文先生虽然是名满国内的分析师，但是也要考虑到自己在监管部门以及广大股民心中的形象。跳楼之类的话，内部说说可以，放到媒体上进行传播，自然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

所以，高博士选择了迁怒于21世纪网的编辑，他说：“新浪证券的一篇报道《高善文：只有股民跳楼了，大牛市才会来》引发公众广泛的愤怒、声讨和抗议，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作者本人被媒体强奸，并暴力蹂躏，也非常愤怒，并打算声讨和抗议。事后来看，此事件的始作俑者当为21世纪网的编辑无疑，对于其断章取义、歪曲事实、极不专业的做法和操守，我们深感遗憾。”

这个事情发生后，我和我们的记者做了沟通，发现并不存在断章取义的做法，关于跳楼后有大牛市的说法，高博士应该当时是说过的，当然可能是一句玩笑话，但是玩笑话想要传达的含义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很多网友在高博士的微博留言，也直截了当地问高博士：到底你说没说过这话，如果说过，为什么说别人断章取义呢？既然是自己说过的话，媒体只是引用而已，又何来强奸之说呢？

其实高博士的说法，虽然在神经上挑战了读者，但是也不是信口开河，资本市场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它的走势是不以个人意志和个人仓位轻重与否为转移的，如果基金经理、广大投资者的仓位重，股市就会上涨，当大家空仓时，股市就会下跌，一切都能按照这样运行，那中国股市就是人类最向往的地方，中国股民也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

现实恰恰相反，中国的股市，至少从今年看，快要成为全世界最不幸的地方了，全球的资产价格都在涨，只有中国股市跌。所以，中国股民也快变成全世界最不幸的投资者了。在这个当口，作为国内顶尖的宏观分析师，说跳楼才有大牛市，激怒公众并不奇怪，遭到辱骂也是正常。

需要反思的，其实应该是听不得刺耳的话的投资者，如果有人说出了不符合你期望（比如你满仓）的话，尽管这话比较刺耳，你是否就一定要以辱骂的方式来指责他呢？作为一个投资者，如果只听得见好话，听不进逆耳的话，那么结果很可能是：你心里爽了，但是你的资产却遭受了损失。你是要精神鸦片呢，还是要保护你的资产？

我们非常理解高善文在面临这些指责时的激烈反应，但是我们想劝告高善文先生，说出真话是很可贵的。此前不少报道指出，分析师的利益直接与基金分仓挂钩，所以一些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他们从来不会出看空的报告，对此公众感到愤怒，认为他们不客观。所以说，说真话已经成为国内很多分析师们一种非常稀缺的品质，高善文作为行业的领军人物，是应该保持说真话的可贵品质，并且不害怕媒体对其真话进行引用和解读，毕竟总有一天，市场会验证“忠言逆耳”这种说法。

当然了，对于分析师的意见不真诚，不看空客户持有的股票，这一点，高善文先生在其博客最新的文章中为分析师行业进行了辩解，他认为，分析师的客户主要是专业（机构）投资人，只有他们才能够相对准确地评价分析师的价值，理解分析师的独立思考结果和对投资的意义。机构投资人一时一地的投资未必成功，但在角色上只有他们才是为分析师的工作付费，并拥有评价权的群体。

这段话翻译成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就是：谁给我钱，我替谁说话办事，谁才有资格评价我的工作，其他闲杂人等免开尊口。

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分析师当然要考虑饭碗奖金是谁给的，但是，客观真实的研究才是立足之本，分析师如果只奉行“米饭班主”至上的原则，迟早会毁了自己，也毁了这个行业。这一点，在下一篇文章中，笔者将与高善文博士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研究员生存状态：收入悬殊经常加班频繁跳槽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经常加班，总在出差或在出差的路上。还有一群人，他们轻松度日，拿着高薪随遇而安。他们都是券商研究员，生存状态却完全不同。不过总体上，这是一个高薪、忙碌、适合年轻人拼搏的行业。然而繁重的任务量使很多研究员只为完成任务，没有动力出差，薪酬不与预测准确度挂钩，使他们没有动力追求结果的正确性。在高工作强度、高流动性下，许多优秀的研究员转作投资，人才流失严重。

然而，研究与投资高度相关。哪怕是具有专业知识的投资人士，如果看多了研究员的报告，也会受其影响。错判的研报篇幅众多，偏差极大，让投资者不满。虽然不能就此磨灭研究报告的价值，但基金公司作为买方，一定意义上就是由基民来买单，基民由此质疑和抱怨实属正常。

券商研究员是一个令人羡慕嫉妒恨的职业，妒其高薪，恨其错判。因此，在评判分析师上，人们都带有一致的感情因素，而忘记了关心问题的根源，是从业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水平差异大，还是工作环境差、压力大，或是考核机制造成分析师们的无奈。

记者走访了北京、上海两地的多位券商分析师，从他们的生存状态中或许能窥斑见豹。

被记者采访的研究员们年薪10万到300万不等，差距悬殊。一般新财富排行前5名的研究员，年薪高达二三百万。一线的大券商中，资深的研究员年薪百万左右，一般的也有三五十万。中等规模的券商，资深研究员年薪50万左右，一般的二三十万左右，小规模的券商，只有研究所的所长能达到年薪50万，其他资深研究员年薪二三十万，刚去的研究员年薪不到十万，月薪税前5000元左右。

上海一小券商研究员告诉记者：“现在多数券商的考核机制是年度评定，根据报告数量、从业年限、领导评判的报告质量等因素综合评定、调职及加薪。有的还要研究员互相打分。而对于所推荐股票的涨跌幅，很少计入打分，听说有的小券商把股票涨跌幅也加权平均在内。预测的正确与否不与薪酬挂钩，所以在追求正确性上研究员没有动力，只能靠个人水平和自觉。”

新财富排行榜是研究员薪水差异的分水岭，一旦进了新财富排行榜，身价就会倍增。而能进入新财富排行榜的研究员有几类，有些人靠高屋建瓴，年薪千万，成为行业的标杆；有些人以服务见长，每天都给几位投资总监

一位连续两年进入新财富前两名的研究员告诉记者：“进新财富主要就是靠勤奋，报告多、及时、经常路演、勤跑腿、勤服务、发展好个人关系。不过确实存在有些预测水平高的研究员没进新财富。”

收入的另一个分水岭就是是否具有职业资格。刚进研究所没有职业资格的研究员薪水都很少，开始两年是沉淀阶段，很多研究员拼命写报告，月薪税前5000-8000元，两年后拿到职业资格一跳槽，少则薪水增加50%，多则成倍增长。

想进新财富的研究员，出差加班频繁。上述新财富研究员现在已转投基金公司，他告诉记者：“做卖方研究员时，一个月要出差2周，甚至一整月，而且要搭上周六日，把北上广深都跑一遍，有时还要去香港，是个体力活。现在一个月只需出差一两次，而且每次只两三天。体力劳动减轻很多，但精神压力加大不少。”

中小规模券商研究员相对轻松一些，不过晚上加班是所有研究员必做的功课。一位研究员告诉记者，他们出差不多，但是每天早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很少，晚上回家也要关注有什么新消息出来，深交所的公告一般先出来，上交所的要等10点以后才能出全。如果组织晨会，早上四五点就得起床，总结一下当天可能影响盘面的消息，看各行业有什么最新动态，联系行业研究员点评。

对于出差，很多研究员都表示没有动力。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员表示：“卖方是被动出差，做客户服务、路演、上市公司发报告、出业绩，都需要出差。想要完成大报告，不去也写不出那么多东西，客户服务也得做。而买方研究员和基金经理属于主动出差，他们确实想看看公司的投资价值，再作出投资决策。”

为了完成任务被动出差，本来就没有动力，在经费支持上，一些小券商更显得小气。一位小券商的研究员告诉记者：“我们的报销很严格，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住宿一天不能超过300元，其他城市不能超过260元，比如去青岛这样的旅游城市，找便宜宾馆就是个很头疼的事。而河南、贵州这些地方很不靠谱，有时会有假发票，报销不了。所以出差我尽量少而精，选择自己确实很看好的公司，回来写个好报告，出差次数完成任务量就行，否则去了不看好，也不好跟公司交代。”

小券商对研究员出大报告的数量要求较低，一年8-10篇。但是小报告基本每周都得写，尤其是年报、中报出炉的时候，要写很多公司的点评。大中规模的券商对研究员的任务量要求多一些，一般一年要出30篇左右大报告，如实地调研、行业分析报告，篇幅要求二三十页，一周写完。小报告基本每周一篇，如热点事件点评，一般当天写完，争取早发布，有的字数两三千，有的则是数百字短评。

“研究所没有硬性规定，但大小报告一年得写100多篇。写完后先自审，然后是研究所资深的研究员审核。公司点评很多都是公司出公告，点评公开信息，研究所不允许写内幕消息。深度报告需要实地调研，一般占报告总数的30%。小报告要求速度快，视角新。如果前一天晚上出消息，我们要求立即写点评，最晚要在第二天早上8点前在网上发布。”一位研究员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采访到的某券商资深研究员曾经作过一些原创的东西，如策略周报就是由他们最先尝试的，每周五下午写一周回顾展望，不是以报告的形式，而是以邮件的形式，发给机构客户，点击率非常高，后来其他券商开始纷纷效仿。

该研究员笑称：“当时有其他券商和我们竞争，也写周报，后来实在受不了，改成双周报。研究员每天的琐事很多，调研、路演、大报告、及时点评都得写，每周再写周报确实很累。加上当时发布加息消息总在周末晚上，还得连夜写加息点评。”

券商招聘研究员的学历门槛很高，起点就是名校的研究生毕业，偏好清华北大硕士，更喜欢找博士。跳槽是加薪的必杀技，有些水平不高的研究员跳几次槽也能收入不菲。

某小券商的研究员告诉记者：“我在研究所呆了4年，当时同一批进来的有二三十人，现在只剩下5个，而且都是女的，男的都跳槽走了，离职率超过80%。因为我们规模小，不做卖方，也不参加新财富评选，薪水就上不去，所以2年后拿到职业资格后，很多人跳槽去能评新财富的券商研究所。不过公司氛围好，压力小，出差少，工作相对轻松，比较适合女研究员。听说有的大券商研究所的女研究员因为加班累到流产，很是辛苦。”

中小规模的券商研究所做了黄埔军校，培养出的研究员多数跳到大研究所发展。

一家中等规模的券商研究员告诉记者：“三年前来公司的研究员已经走了60%，而且现在跳槽时间缩短，很多去年才来的研究员今年就跳槽了。中小券商的薪酬吸引力不强，想要进新财富也比较难，研究所的知名度在评选中也占比较重要的因素，大券商的研究员努力些更容易进新财富。”

而大券商的研究员，或者进入新财富的研究员往往又被基金、私募、信托等机构挖走。

刚入职的研究员，速度快的一个半月就开始写报告，有的刚开始是学习阶段，公司内部培训，入职一年才写报告。不过证监会要求两年从业经验才能拿到从业资格证，所以新研究员刚开始写报告都要挂名老研究员，出于合规要求。但工作量，或者出问题，都是记在实际撰写人身上的。两年后拿到从业资格证就可以独立写报告。而很多研究员一拿到职业资格证，便蠢蠢欲动，从业两三年是跳槽的高峰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券商研究员转向做投资，一方面是由于券商资产管理部业务发展急缺人手，会有内部调动。另外一方面，会转向做基金研究员、基金经理，因为在基金公司做研究员，不用写太多的报告，没有任务量的压力。

一位从券商跳槽到基金公司的研究员说：“其实买方研究员要比卖方收入低，我现在就没以前收入高。买方研究员是内部定价，卖方研究员和买方基金经理是市场定价，市场定价要比内部定价高。还有基金经理转做研究员的，也可能是因为更喜欢分析、收集信息，而不擅长做决定，不适应精神高压。”

上述人士告诉记者，做卖方研究员很累，要拼命写报告，还要实地调研，有体力要求，适合年轻人。现在跑不动了，就多做做脑力劳动。而且卖方出身，对报告很有感觉，看个首页就知道作者有没有用心在写，是否有真材实料，这种经验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以前竞争还没有现在这么白热化，大家还是踏踏实实做研究，进新财富比现在要容易。现在研究员队伍庞大，新财富评选产生的薪酬差别也让竞争更为激烈。很多研究员迫于压力，煞费苦心想时髦标题，写别人没写过的观点，结果准确性就降到了次要位置。”一位研究员这样跟记者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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